伊以冲突爆发以来，伊朗遭受了重大伤亡，包括总参谋长巴盖里、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以及核科学家在内的多人身亡凯耀配资，随后的反击也零散无力。
很多人觉得伊朗是扶不起的阿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伊朗似乎成了“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事实是这样吗？
一
我们直奔主题，先回答大家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伊朗不主动倒向中国呢？
2021年，中伊签订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25年合作计划”，2023年中国还帮伊朗恢复了与沙特的外交关系。对于中国这种有能力、又可信任的伙伴，伊朗不应全心全意依靠并支持吗？
这里面的道理，说复杂也不复杂，其实很简单——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而所有外交都是内政的外显。
伊朗的内政是什么呢？
第一条线，是经济。
作为一个国家工业能力代表标志的汽车，伊朗2023年是100万辆、2024年是150万，预计今年能完成200万辆，冲进世界十大汽车产能国行列。而明年2026年预计是300万，差不多两年翻一番。
这是什么概念？
前年的年产100万辆、和今年的年产200万辆，分别是苏联1970年和1980年的全国汽车产量，也是中国1990年和2000年的全国产能水平。
这说明，伊朗已进入一个快速工业化时期，且从大面上看，伊朗工业的总体实力或规模，已逼近或超越苏联巅峰时期产能。
去年伊朗钢铁产能是3100万吨，排名世界第10。伊朗原本规划2025年钢铁产能达5000万吨，超过德国3700万吨成为世界第7。虽然由于电力缺乏可能暂时实现不了，但只要不遭遇重大突发事变，将来超过德国，追平韩俄，成为世界前五，几乎也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
单就工业能力而言，在中东土耳其也不是其对手，而以色列汽车年产量只有27万辆，以日、韩品牌为主，只有伊朗的1/10。
伊朗与历史上中俄（苏）实力对比
以上数据说明，伊朗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也是为数不多的、有较为完整工业/军工体系的、处于快速工业化初期的工业国（准工业国），大致相当于苏联1970年代或中国改开初的水平。
而作为一个工业国，最需要的是上游资源输入和下游商品市场。在生态位上，就和中国构成了较为直接的竞争关系。
而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阶段。
不管见谁，特别是友好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喜欢从桌子底下抽出一叠厚厚的《自贸协定》，然后“签吧，签了，我们就是朋友了”，共同发展经济。
如果自身是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以第一产业或服务业为主，的确可以通过出口资源和农牧产品、进口各种工业品，与中国互通有无，实现经济增长和共同获益。
但以伊朗目前的工业规模状况和工业技术水平，如果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用2年、最多3年之内，除个别保护品类和军工产业，伊朗的本土工业，会基本上被中国的优质廉价商品挤占空间。
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企业盈利减少、工人失业和税收流失，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果你是伊朗的工商企业主或统治集团，会投赞同票吗？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与中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关系，就不可能走得太过亲近。
所以，伊朗统治集团不是笨蛋也不是缺心眼。在它眼里，不考虑背后的美国，以色列不足以作为它的竞争对手，而苏联和中国当初处于它这个经济水平，已有实力和美国杠一杠了。
它想恢复和欧美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完全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
因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财富流向和社会结构的急剧改变，往往也是其政治上最为脆弱的时期。
这时，苏莱曼尼派对外输出革命固然很爽，但无法带来足够利益消弭内部固有的由于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撕裂，所以必须想办法找到外部资源的输入，否则内部有可能先崩溃。
当年，中国是通过承接欧美日的产业转移和加入世贸打开全球市场，渡过了这一危险期。
而伊朗现在的内部社会处境，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是一样的。不是伊朗神经病，也不是它喜欢跪。
就像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惜一切和欧、美、日搞好关系？而不是倒向苏联，去和苏联搞好关系。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如果倒向苏联，我们能卖给苏联什么、苏联能买中国什么？苏联能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吗？是可以大量卖给我们廉价的资源，还是可以提供大量的下游商品市场？
当时的中国和苏联，经济上高度同质化，妥妥的竞争关系，哪怕是同志+兄弟，又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许多人都在说伊朗“跪”，但为什么跪凯耀配资，甚至任打任骂无怨无悔，不清楚。
总觉得统治管理层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或是家人都拿了美国护照。
但伊朗统治管理层不是神经病。不说比我们聪明，管理一个9000万人口的大国，且都是斗争出来的，至少不会比一般人蠢。
所以说，不要低估任何统治管理层，当然，也不用过于高估。
统治管理层的特点，就是它和它掌握的资讯、资源、利益是绑定的。
二
那么，伊朗渴望和欧美发展关系，最根本的逻辑是什么呢？
作为（准）工业国，伊朗需要海量的上游资源输入和大量的下游商品出口市场，而它所需要吞吐的物资也是巨量的；
中国需要海量的各种资源、矿石，它也需要（油气除外）；中国卖汽车、卖建材、卖各种工业品，它也想卖。
这两者(资源和市场)恰恰都和中国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
而资源和市场，中国提供不了，相反还要和伊朗竞争；去工业化的欧美和它们控制下的全球矿业却都有。
那它不希望打通欧美路径，还能找谁？
它的工业品，只有欧美和第三世界亚非拉可能要啊，又不可能卖给中国，那种垃圾我们看不上。
但是，卖给亚非拉，和中国又形成了竞争关系，它还竞争不过中国。
说不定，在它心里，同为工业国，中国垮台或解体了，少了一个最大竞争对手，它日子还能好过些。
正因如此，伊朗国家从上到下，包括统治管理集团，才对中国充满了深刻的防备心理。
因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意识形态可能撒谎，但利益不会骗人。
无论伊朗有什么样的阶层划分，还是国内多少人持反美立场，这些都不重要，都改变不了它的经济利益。天大地大，吃饭最大。
就像我们72年反美，一改开，就是朋友了，真香定律。因为产业转移、全球市场、自由贸易、资本输出这些，苏联都提供不了。
实际上，70年代，全球山河一片红，除朝鲜外，缅共打到仰光城下、越南赶跑了美国、安哥拉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在浴血奋战、马共占据了半壁江山、印共统治了2亿人、菲共控制了全国1/3……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欧美日的左翼学生都在举着小红书，我们在地缘政治上非常有利，是美国有求于我们而非相反。
但这些都解决不了利益回流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相反需要我们不断地输出资源提供支持，比如光越南就超过200亿美元，所以内部的张力和社会压力都非常之大，只有不断通过各种社会运动来转移，但这也是踩钢丝的行为。
这就是所谓的“客观事物发展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伊朗国内。
一国对外软弱无力，必然是由于内部矛盾深重，伊朗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屡遭毒打，也对欧美不舍不弃。
目前，关于伊朗国内矛盾，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矛盾，即阿塞拜疆教士集团骑在所有人头上，是小族临大国。
但也有相反观点认为，伊朗内部没有针对不同民族制定不同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没有优待也没有压迫，一视同仁，所以民族矛盾不是伊朗内部的主要矛盾。
但按传统马哲的正统观点，民族矛盾，本质上也是阶层矛盾。所以民生和选举路线，就是经济之外的第二条线。
伊朗最初是个农牧业国家，少量石油工业也掌控在外资手中，全国97%的人口是农牧民。二战后，巴列维王朝在美国支持下发展经济，培育出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有产者阶层、小资、无产者这三个新兴的社会等级。
但是，急于振兴的国王，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而农场主和工厂主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比如多高山、盐漠、荒漠的伊朗，土地是非常稀缺的，97%的土地在农村，而2.85亿亩耕地90%以上又掌握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手里。
要想进入工业社会，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这个发展路径，和历史上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苏俄、日本、中国、土耳其……等的土改都是一样的。为了获取土地，必须从社会制度而非肉体上铲除整个地主阶层，哪怕流血、杀人也在所不惜。
这是进入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但作为一个宗教残留严重的封建制国家，伊朗的地主家族，往往也同时兼职阿訇（宗教神职人员），在基层有着强大的动员力，类似于中国的乡绅，控制了80%的基层农牧民。
1962年巴列维的土改“白色革命”，首先就得罪了这群人，而这群通过神权组织起来的反动地主们的战斗力毋庸置疑。
参照伊朗的镜像国家土耳其，1924年凯末尔土改，以“教产归公、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土耳其79%的耕地，判处13万地主死刑，判处37万地主亲属“无限期强制劳动”，差不多物理超度了近40万人，要知道当时土耳其总人口也才1500万，这个残酷性按人口比例计算甚至超过新中国的土改和解放战争。
但凯末尔是一战英雄、开国太祖，武力强大，所以很快把这股反动势力打压下去了。巴列维在英美扶持下上台，缺乏这样的实力和威信，加上社会转型期导致的有产、小资、无产等阶层积累的不满，很快就只有跑路了。
所以，1979年建国时的伊朗神权共和国，除了不超过20%的官员、企业主、小资知识分子、无产者工人等城市人口，整个国家的基石，是建立在80%的农牧民信众基础之上的，以伊斯兰特有的教士和信众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坚若磐石。
其它反对派别如伊朗社会主义政党、小资政党什么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之对抗。
教士、地主、军官三位一体，这才是教士统治集团的统治实质。而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伊朗虽然脱离美国控制，但也没完全倒向苏联。
所以英美和CIA才会默许霍梅尼从英国返回并接掌政权。
不管是走一人一票的选举、还是走“军官指挥军队”的武装斗争，在当时的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基础上，没人斗得赢武装宗教地主集团。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伊朗的形势逐渐出现了变化。
首先由于不彻底的土改，农村仍有大量地主和无地、少地农民。2020年统计，宗教基金会和大地主垄断了全国50%的土地，宗教基金会与国家权力深度绑定，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25%，形成了伊朗特有的“半封建半神权”土地结构。
而由于伊朗缺水的环境，即使有少量耕地，也无法养活全家，需要额外打工补充收入。这就迫使大量无地、少地农民涌入城市。这些人一旦进入城市并定居，就逐渐脱离了村庄地主和阿訇的人身控制，而转化为城市无产阶级。
所以，从1979到2024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伊朗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率暴增到80%，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失，构成教士集团统治支柱的宗教基层动员组织早已千疮百孔。
相反城市中产、小资和无产者，壮大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
在伊朗9000万人口中，80%居住在城市，82.5%受过世俗教育，60%年龄在30岁以下。
这些人是最有活力的群体，传统的伊斯兰宗教等级社会在现代伊朗已经完全难以维系了。这种情况，伊朗的好兄弟、土耳其的埃尔多安，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即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城市新兴反宗教世俗资本兴起，所以选举只能节节败退了。
加上教士集团和官僚资本自身的腐败和垄断，在伊朗基层积累了大量不满。如2012年前总统内贾德表示，伊朗60%的财富掌握在300个教士手中，120个基金会控制了全国主要行业和企业，占全国80%的GDP。
这在伊朗就构成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宗教地主集团+官僚资本VS民族资本+小资+无产者。而后者才占了伊朗人口的大多数，无法从肉体上消灭，矛盾随时有可能爆发。
这种情况下，伊朗必须打开和外部贸易的通道，以改善自身处境。
伊朗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占多数的主体民族、恶劣贫瘠的环境、不彻底的土改……共同造就了伊朗今天的一切。
再加上伊朗的粮食自给率只有60%，就是造出了核武，伊朗也还是要和外界做生意、发展对外贸易的。
所以，伊朗统治管理层，做出这样的抉择，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是他们怂，而是一切道路他们都尝试过了，就是打造了“什叶派之弧”，也无法改善伊朗的状况，也还是要和外界发展贸易的。
就是一手打造了“抵抗之弧”的强硬派首领苏莱曼尼，不也是死在被美国哄骗去谈判的路上了吗？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国际新闻记者Jane Arraf在她的推特社交账号上写道：“伊拉克总理告诉议会…..说特朗普给他打电话让他去调解与伊朗的关系，之后却命令无人机炸死了苏莱曼尼”。
可见，他也很清楚，他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有核武和谈判不冲突，有了核武腰杆子更硬，就像两弹一星一样，但如果是本来就造不出来呢？
就是我们自己，造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也选择了和美国和解。通过43计划，引进全套化肥和化纤生产工艺，才解决了全国人民的穿衣和吃饭问题。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俯视美国，坚决拒绝美国的一切不合理要求。但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啊。
物理的规律，取代一切其它规律，或在其它规律之上。
这个世界，语言可有掩饰、行动可能假动作。
唯有利益，不会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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